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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洪
　　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
　　中國對日政策還在調整當中。從這個過程中就能看出，實際上中國的對日政策是有變化的，如果籠統地把40年中日關係的發展分為兩個部分。1972-1992或1993年，基本上友好合作是主旋律。在1993年，自民黨第一次下臺，然後七黨一派聯合政權主政，日本自身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1993年起，日本開始重新給日美同盟定義，構築新的“有事法制”體制，對抗面在增加，一直到去年的“購島”，可以看作是另一個部分。
　　今天的中國無論是構建新型大國關係，還是打造周邊外交升級版，一個針對的是美國，另一個針對的是東南亞，而裡面恰恰就沒有日本。日本急於和中國恢復首腦外交，釋放了很多信息，但是同時又不願意改變錯誤立場，實際上它自己把中國打開的門堵死了，這就是外交對象主體缺失的問題。這給中國新時期對日政策的調整提出了一系列焦灼的問題：
　　第一，如何在動蕩的國際關係中對日本和中日關係進行定義？第二，如何在中國外交總政策中為日本和中日關係定性？第三，如何在中國周邊外交關係升級版中為日本和中日關係定位？
　　其中涉及的因素很多，比如我們自身在速度和規模上的發展、兩國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恩恩怨怨、新海權時代到來以後所引發的摩擦和衝突、釣魚島主權爭端激化了對抗性矛盾、兩國輿論環境的影響使得外交政策走強、兩國公眾的相互認知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兩國截然相反的對世界局勢的判斷問題，等等。
　　既然中國的對日政策出現調整，那麼中國對日政策調整的幅寬和時長，也就是調整的限度和邊界在哪裡？
　　首先在維護國家權益上還是要鬥而不破。既要堅持原則立場又要有所剋制，包括在海上行動對行動這種硬對衝上，也要堅持有理有力有節，事實上我們也是這樣做的。
　　其次，外交談判的大門還是要始終敞開，向世界表明中國希望日本正視歷史尊重現實，與中國相向而行，通過對話談判尋找妥善管控東海危機的有效辦法。這是習主席在今年1月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信使山口那津男時的表態，其中包含著很高的政治智慧。這個政策既有我們的新要求，也有我們一直堅持的政策，這就是所謂的幅寬。
　　再次，前面論述的將中日關係40年分為前後兩段，今後中日關係調整的周期會縮短。因為整個國際社會的變化、時代的節奏在加快，中國發展在提速，美國的立場也在發生變化，日本也有很多到了臨界點非解決不可的問題，所以下一個轉型或者調整期不會特別長。
　　那麼中日關係會不會有所轉圜？在小泉之後，安倍執政初期中日關係出現了轉圜。那麼現在中日關係會不會出現戲劇性的轉圜，或者說有沒有轉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必要性我認為有，因為中華民族的復興需要中國有四海一家的胸懷，要有和平、和諧、和睦的周邊環境。此外，日本社會經濟的發展也不能完全離開中國。美國出於對自身戰略利益的需要也要適度地控制日本，平衡中國。還有就是民間的對立情緒很突出，但是對立背後中日兩國文化影響和相互融合也存在，而且還有所增加。
　　最後怎樣看當下的中日關係？近日有學者撰文指出安倍晉三沒有參拜靖國神社，改用提供供品的方式，說明其開始由強硬的保守主義外交理念轉向現實主義政策。觀察中日關係時，中國有句老話“觀水有術者必觀其瀾”，但是也不能望風捕影，操之過急，因為安倍二次上臺以後，他的政治理念和第一次相比還是有很大差別，對此我們還需要觀察。但是，前邊講到的對抗性因素不會輕易消失，那麼中國對日政策和日本對華政策之間的對沖也不會很快消失。
　　（本文是作者10月19日在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舉辦的第十期國際安全論壇上的發言，論壇主題為“中國東亞政策轉型”。未經作者審閱，有刪節。實習生張亞寧整理）
　　（原標題：中國對日政策調整芻議）